吳國俊,這位溫文爾雅、風度翩翩的留美歸國教授,有著長長的頭銜——斯坦福大學金融學博士、休斯敦大學鮑爾商學院的終身教授、上海交大中國金融研究院副院長、上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特聘教授、金融EMBA項目主任……頭銜代表他的榮譽和成就,亦代表他的人生軌跡。
時光倒流20年,作為交大安泰管理學院第一屆畢業生,吳國俊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自己的大學生涯。在當時情況下,工作還是采用分配制,他很幸運地被分到上海市人民政府,在當時剛剛成立的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任職。
那時上海吸引外資的形勢非常嚴峻,在上海搞一個項目,要蓋148個圖章,辦事程序也極不透明,外商反應尤為強烈。為此,“一個機構、一個窗口、一個圖章”的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在高層親自督辦下開設了。委員會在1988年6月10日開始正式對外辦公,吳國俊正是首批33個員工中的一名。“那時便開始接觸到金融,但慢慢發現自己不喜歡這份工作,我還是希望能在學術上有所作為,”吳國俊表示。半年后,他決定去美國留學。
在學術的道路上,吳國俊一帆風順。如今,已經取得休斯敦大學鮑爾商學院終身教授資格的他,正在考慮舉家遷回上海。而他做出這個決定,緣于目前上海正在執行的又一項重大國家戰略——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。
為什么要有金融
上海淮海路,達通廣場,寸土寸金。由上海市政府砸下3.2億巨資打造的上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(SAIF)辦學大樓就在這里。20年前,吳國俊從這里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,而今當他再次回到這里,他自己也已經是桃李滿天下。
為了經營好這個SAIF的金融EMBA項目,目前吳國俊將大部分時間花在國內。經常穿梭在中國和美國之間,吳國俊發現兩個國家在對金融的認知上有著很大的差別。“比如在美國做研究,沒有人會選擇該如何發展資本市場這樣宏觀的題目,他們的研究更注重細節,美國的對沖基金都是靠細節賺錢。”
令他印象深刻的是,一次在海南參加一個有關金融方面的論壇,在論壇結束之后,一位浙江寧波的民企老板找到他并提了一個問題。這位老板情緒激動地質問吳國俊,“為什么要有金融?你們這些搞金融的凈搞一些沒用的東西,如果不是美國的金融危機,我們這些出口企業現在的日子就不會這么苦。”這一問題大大出乎吳國俊的意料,“我想在任何一個市場上都不會有人問‘為什么要有金融’這樣的問題,”吳國俊告訴記者。在他看來,金融就是一個工具,就像坐飛機時沒有人會問為什么要有飛機一樣。飛機可能會出問題,需要不斷的提高其安全性與其他性能,但不應該懷疑我們需要更好更快的交通工具。
吳國俊將美國的金融創新形容為“坐飛機”,而中國目前的創新還停留在“開汽車”的水平上。對于此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世界金融危機,吳國俊認為不能因為危機就否認了金融創新的作用,“開汽車會出車禍,但不能因為這種風險的存在就否認了汽車的作用。”他認為在經歷了一次次的經驗和教訓之后,美國人會把金融衍生品做得更多、更好。對于中國,他認為在今后的幾十年中,有著非常美好的發展前景。
誰是“真老虎”?
20年多年的金融研究工作和長達數年運作基金的金融管理經驗,使得吳國俊對貨幣政策有著敏銳的感知。自年初以來,央行已經相繼兩次調高了存款準備金率,貨幣政策的動向牽動著各方神經。
對于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,吳國俊認為上調準備金是央行放出的一只“紙老虎”,但是這只“紙老虎”帶來了一個信息——貨幣政策轉向。“因為這一只‘紙老虎’基本不會改變中國市場的流動性。”
在經歷此次國際金融危機之后,目前世界經濟正在復蘇。中國政府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采取了較強勢的刺激市場措施,包括4萬億政府刺激方案,及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。隨著2010年的到來,全球經濟尤其是中國經濟反彈強勁,通脹預期逐漸顯現。“在這種情況下,中國政府尤其是央行在貨幣政策方面做出調整,采取退市措施是在預料之中的,沒有預料到的是措施出臺得這么快。”吳國俊表示。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就是把金融機構的一些存款限制在央行,使得市場上可供借貸的資金量減少。經過兩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,中國的存款準備金率從原來的15.5%上升到16.5%,相當于凍結了4000億人民幣。
“我個人覺得這是一個快動作的退市方法,我相信接下來還會有很多次持續的存款準備金的調整。”吳國俊指出,央行在退出機制中可以采取很多種方法,可以通過加息,但是這就牽涉到對世界其他經濟體貨幣相對匯率的影響。例如人民幣與美元,現在人民幣對美元相對來說仍然比較堅挺,如果中國加息而美國沒有,人民幣會更加有吸引力,熱錢會進一步流入中國的資本市場。因此與調整準備金率相比,央行會更慎重地選擇加息這個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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