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曹國相，靠著“好心人”的資助和勉勵，考上大學走出西海固；他們曾書信往來幾年，之后便斷了聯系；“失聯”的20年間，曹國相一直有個心愿——

　　人能感知到自己命運被改寫的時刻嗎？對曹國相來說，能。

　　1999年夏末，一輛縣里來的吉普車在固原市西吉縣新營鄉的新營中學停下來。那年頭，吉普車是稀罕物，人們伸長脖子看，然后發現車里下來了更不得了的——來援助西海固的首屆研究生支教團。那會兒的十里八鄉，不可能有一個研究生。

　　世紀之交的分割線，也將曹國相的人生切割成了鮮明的兩個部分。分割線前，他來自“比山里還山里的地方”，剛剛考上高中，成績優異。

　　分割線后，曹國相跟著支教老師，走出農村的信念一天比一天堅定；更重要的是，老師還為他帶來了“一對一”愛心人士的幫扶資助，高中三年學費有了著落。

　　如今，曹國相早已走出那片貧瘠的土地，拿過全國五一勞動獎章，有圓滿的事業和家庭。他時常會想起那段歲月，想找到那位愛心人士。在20年的光陰里，他們陰差陽錯地斷了聯系。

　　2024年9月，通過復旦大學的幫助，他得以如愿——資助者是復旦大學1998級微電子學專業的蘇志強，如今也已是創業公司的總經理。

　　20多年前的曹國相不會想到，這個支撐他3年乃至改寫一生命運的好心人，實際只比他大了5歲，同樣來自農村，資助他的錢也是勤工儉學所得。

　　20多年前的蘇志強也不會想到，學生時代的一份小小善意，能給1800多公里外的孩子帶來如此大的鼓勵，他覺得更像是自己“中了獎”：一顆種子長成參天大樹，“我只不過是在環境干涸的時候稍微加了點水”。

　　受助者曹國相：學校在幾十公里之外，帶著鍋盔饃饃寄宿

　　對于家鄉和自身出身的貧窮，曹國相沒什么能掩飾的。那個被聯合國判定為“不適宜人類居住”的漫天塵土的西海固，是他走了快20年才走出的、回不去的故鄉。

　　曹國相的家里有6個孩子，他最小，1985年出生。父母日夜勞作，頂著西海固“十年九旱”的惡劣氣候，勤勤懇懇地種土豆、豌豆，換不到什么錢，只夠塞家里幾張嘴。

　　小學讀完后，曹國相去了20公里外的初中上寄宿學校。一周回一次家，帶夠能吃一周的鍋盔、饃饃返校，那些干糧冬天會凍成磚塊，夏天容易悶出綠毛，每周三需要他例行刮一刮。

　　但曹國相喜歡學習，什么苦都能吃。買不起本子，就用線把紙張串起來；舍不得用筆，就撿碳棒在土操場練字；寄宿學校關燈了，就點煤油燈。

　　中考那年，曹國相考了很不錯的分數，但因為當時的招生政策，他被分配到離家50公里外、師資相對薄弱的新營中學。

　　他還為此爭取過，蹭著鄰居家孩子的自行車上縣里找當地最好的中學，希望有入學機會。他記得自己闖進了一場開到一半的會，又紅著臉出來站門口等；他記得老師散會后對著手抄的成績單點頭又搖頭的樣子：“你考得很好，但我們沒有辦法。”

　　家境貧困，學校教育資源有限，曹國相一度覺得自己要走到絕境了。他沒想到，后來等來了3位遠道而來的老師，等來了意想不到的資助。

　　資助者蘇志強：家也在農村并不富裕，深知農村娃求學不易

　　如果不是復旦大學團委老師的突然聯系，蘇志強可能都要忘了20多年前這樁事了。

　　一個年逾四十的中年人，日常生活好像已經插不進愣神的空間。創業芯片公司起步階段，公事繁忙；電腦屏幕上，微信的提示音響個沒完。

　　9月3日，微信提示音又響了，好友申請里多了個紅點，申請人自稱來自復旦大學團委。

　　“還記得曹國相嗎？”對方問他，蘇志強思緒有點飄遠；對方補充，寧夏的。他一下反應過來，馬上又看到一張年輕人的照片。泛白的照片里，是蘇志強自己青澀的面龐，他讀大學時照的。

　　他想起來了，那是2000年，自己在復旦讀大三。那天他在復旦大學的中央布告欄前停下來，看到學校有研究生去了寧夏西吉縣支教。支教隊員發現，那里的一些學生因為家境貧困瀕臨失學，希望好心人能提供一對一的扶持，資助孩子們完成學業。

　　蘇志強老家在河北農村，農忙時也要他幫忙秋收，并不富裕，但供他讀書沒有太大問題。盡管如此，他還是非常理解農村孩子求學的不容易。

　　看到貧困學生需要扶持的消息，他快速作出判斷：我是大學生，有賺錢的能力和途徑；如果那邊的孩子找不到資助人，上學路真的會就此斷了。

　　蘇志強“揭榜”做了資助人。通過研支團對接，他一對一地匹配到了曹國相。

　　這個決定像南美洲展翅的蝴蝶，暖風一點點扇去了1800公里外的西海固。

　　一個在上海一個在寧夏，兩位“書生”通過信箋往來

　　1999年，復旦大學最早響應團中央、教育部號召，遴選成立首批中國青年志愿者扶貧接力計劃研究生支教團，奔赴西吉基層一線開展服務。來到新營中學的是復旦大學的潘惜唇和丁毅，同她們一道響應號召的還有來自東北師范大學的康振輝。

　　在當年的西海固，他們很快認識到真正的貧窮，面前的孩子更是被籠罩在疾苦的陰影下，隨時可能放棄學習。

　　1999年底，潘惜唇和丁毅將當地的情況反饋回了復旦大學團委，學校張貼出了尋找愛心助學者的告示，蘇志強在后續對接中得到曹國相的信息，他寫了封信，告訴對方自己將成為資助人。

　　其實，在外人看來，有困難的那個或許該是蘇志強自己。入學的第一年，他發現自己的名字出現在可以領取補助金的名單里。蘇志強有點臉紅，第二年就主動讓名字消失在了資助列表里。他也堅持不問家里拿錢，用勤工儉學給自己掙出了一年3000多元的學費。

　　成為曹國相的資助人這件事，蘇志強沒向身邊人聲張，出于一點羞怯，“我怕他們覺得，蘇志強你自己都泥菩薩過河了，還逞這種強？”他在大學的日子過得更緊張了一點。

　　他記憶中，是自己在復旦南區，一次一次把錢匯到陌生的寧夏，帶著心頭的祝福。曹國相說，從2000年開始的3年時間，蘇志強共給自己匯了學費、校服費、教材費等超過1000元。

　　他們也保持了幾年的書信往來，互相交換過照片。一來一回的信件里，蘇志強不斷給遠方的孩子樹立信心，教他不要為錢煩惱，注意學習方式，要相信知識改變命運，要努力走出來。

　　第一次高考，曹國相沒能考好，于是選擇復讀。高三結束的夏天，他給蘇志強寫信，希望對面的“學霸”能傳授自己一些學習方法，不久后就收到遠方寄來的物理、化學習題冊，厚厚兩大本，里面還夾了50塊錢現金。這是蘇志強去上海書城精心挑選的輔導書，后來成了曹國相的寶貝，“縣城買不到”。

　　但這也是他們最后一次互通信件了。后來，隨著蘇志強直升碩士研究生更換宿舍、曹國相去到縣城復讀，二人的聯系方式都變了；曹國相也嘗試在復旦的BBS上找過蘇志強，他們后來用公用電話短短地說上了話。

　　電話里，曹國相告訴對方，自己考上了吉林大學，蘇志強表示了祝賀。兩個“大男人”很難有多么濃烈的表達，2004年前后的這通電話一掛斷，再響起，就是2024年9月4日了。